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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近来“官员自杀”现象

2018-07-29 09:54:30  来源:唱红歌  作者:晨风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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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官员自杀现象比较突出,目前虽然没有官方的权威统计数字,但仅从有关媒体报道,2018年前五个月至少有8名官员选择自杀。

  4月19日晚10时许,大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忠宏坠楼,当场死亡,目前已经排除他杀。4月20日,媒体河南林州市纪委获悉,林州市纪委第十四派驻纪检组组长王广兵于当月18日下午在自家车库内自缢身亡。4月28日,武汉市黄陂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办公室主任何芬投湖自杀。

  5月21日12时许,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已排除刑事嫌疑。据其家属反映和相关医院诊断记录显示,王晓明长期患有抑郁症。。5月27日早上,据媒体消息,江苏省建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成万东,日前在浙江学习培训期间自杀身亡。此时,据天津农商银行董事长殷金宝自杀身亡的消息还不到15个小时。

  梳理近年来官员自杀案例发现,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科级都有,其人员涉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各个部门,采取的自杀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跳楼、吃药、卧轨、割腕、上吊等。

  客观地说官员也是人,也和常人一样有家庭、有父母、有妻子儿女,也有自己的生活,也同样面临生老病死等,如果其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且精神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与化解,也会出现“自杀”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我国至少有30万人自杀,有200多万人自杀未遂,自杀成了我国人群第五位死因。

  关于官员自杀现象的原因,不能就人说人,就事说事,应该拿到社会大环境来观察,有专家分析认为,“近年来,自杀官员增多反映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社会不公平,司法不公正,官员晋级晋职不公平,社会竞争激烈,贫富差距过大,阶层之间相互仇视等社会问题,这都是造成人们的心理不平衡,影响着社会和谐的主要原因。”

  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自杀最普遍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心灵的家园。‘姓钱’了,一心只想‘向钱看’,经商的不择手段地想赚钱,当官的一门心思想升迁,没有了健康的精神追求,就会产生精神家园的缺失。

  梳理官员自杀的原因和普通群众既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之别。相似的地方,有一些案例确实是工作和个人生活压力大,不堪重负了结此生;也有的是一些身患抑郁,重病缠身,以死寻求解脱等;所最大的不同是有很大一部分官员自杀确实是贪污腐败,在高压反腐下精神崩溃,或为了保护同党和家庭,一了百了等等。

  每个官员的自杀往往在网上都会引起不小的舆情震荡,吸引舆论争论,而官员的死因更是成为舆论的聚焦点,引来各方质疑。

  而现实中,对于每一个官员自杀事件,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又非常之单薄,有的只说“排除他杀”,有的只说“是由于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所致。”随后就再无下文了。基本不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是否与反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正是这一单薄的信息却给网上的“传谣”留下了大片的开阔地带。大量的有罪推定,狡黠隐喻的“你懂的”,一些传起来神乎其神的原因喧嚣至上,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是混乱了社会舆论,侵蚀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给有的死者家属带来无限压力。

  近年来,官员出现“自杀潮”要说都是与“腐败”有关系,一定会有人冤枉的,但是,仅仅一句“抑郁症”的解释,也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早已有细心的媒体做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2012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2013年—2014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从这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官员自杀显然是与十八大后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有关。

  现实中确实存在“畏罪”自杀或所谓“利他性自杀”案例。比如,被检方立案侦查两天后,2014年5月18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刘占滨,在医院检查身体时于卫生间摆脱监护法警,从窗户跃出坠地身亡。同年9月,调研时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职的南京市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在被作为顶风违规案例通报三个月后选择了自缢身亡。据传娄在自杀前还留下一首七言绝句在网上流行:今日鸿门剑指谁?殷勤劝醉暗藏雷。江湖未有真情酒,为主酩酊却饮悲。满眼新荫难庇佑,一船旧友且相陪。 桃源渡口人忽醒,由己之身弃秭归。(注:秭归为屈原之故乡)

  某杂志搜集整理了一份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表,从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7日,共收集整理了99个案例。在官方认定为自杀的52个案例中,经公开通报或证实发现遗书的有15例。遗书中也多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我一个办事员,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些材料领导都过了目,认同了的,到现在却要我说清,百口难辩,硬是要我承担责任,我没办法!想不通!”也有明确为他人开脱者,“我的死于(与)任何人无关”,“我的死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完全是自我选择”;也有人担心自杀后陷入涉嫌违纪违法的传闻,在遗书中称“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等。

  尽管有遗书,但这并不排除有些人为保护自己或同案犯及亲属等,在遗书中故意对自杀诱因避重就轻的现象。

  在某杂志记者统计的样本中,23名官员在非正常死亡前其本人或同事遭受纪检或检察机关的调查,约占样本人数的23%,其中13人是本人此前被有关部门约谈或已立案侦查。还有1人在杀害领导后自杀。

  有些官员一旦被有关部门调查就“自杀”,不排除个别的是“以死证明自己清白”,但绝大部分属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畏罪自杀。就像一个人的假发在衣香鬓影的聚会上被当众扯掉,那种羞耻感是巨大的。有专家分析“对于贪腐的官员,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令有的人接收不了,认为无颜见人,意为自杀可以解脱,也许还有谢罪的含义,这种官员还算没有腐败到底,还知道羞耻。”

  另一种情况是“利他性自杀”。有少数贪官知道自己的贪腐行为败露后,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和抄家之痛,干脆自杀,一来可以避免被继续调查,二来可以保住贪贿所得。这种人,其实多半是真正的“意志坚定”者,他们为了钱,可以牺牲生命。一位办案人员表示,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的自杀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护,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给其他的贪官带来多少觉醒,所以他们的自杀更会增加官场的腐败安全,活着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这种“利他性自杀”,企图‘一死百了’,把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以免殃及同党;把已经贪得的财富留给家人,免得最后“人财两空”。这是到死都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屈服,而是对抗。

  另外,即便是“抑郁症”自杀,是什么原因得的此病?也不能排除因中央反腐败的震慑而天天“睡不着”“吃不下”胆颤心惊过日子,而造成的“精神抑郁”。网络舆论对于官方媒体口径一致的“抑郁症”说法并不买账,大部分网民反射般地联想到,官员自杀与腐败有关。有网民称,“所谓抑郁症,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其实就是一种做坏事后的恐惧症”。

  网民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看看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是如何说的:“2014年6月,赵晋被抓,我害怕与他的经济往来被牵出,高度紧张。6月中旬,我在家中悄悄与妻子商议,将家的赃款赃物转移,并让女婿送了出去,放在他家过去的房子里,幻想不被发现,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从那时起,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也睡不着,总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谈工作,也怕是借机抓我。开会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强打精神撑着;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发泄心中压力;还借酒浇愁,麻醉自己,时常喝得不省人事。人前人后,台上台下,心态十分复杂。越想越怕,越怕越想,惶惶不可终日,极度煎熬,几乎崩溃。自己也曾想过,主动向组织交待,以求解脱,可又担心自投罗网,希望能够侥幸过关。

  像王敏这样的贪官天天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生活,这不也是“精神抑郁”吗!

  官员自杀不能一死了之,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部门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这不但是对历史的负责、对组织和人民的负责、也是对本人及家属的负责。如果官员的自杀与腐败无关,即还死者一个清白,让其家属不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如果确与腐败有关,那就一查到底,没收其非法所得。

  而现实中,有些单位一旦出现官员自杀事件,总认为“死人”不是光彩的事,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甚至不了了之。还有就是受中国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人死为大”,斯人已逝,就不该再对死者进行追查了。这种认识和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负责的,同时也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怀。官员毕竟身份特殊,和普通老百姓身份不同,其生前事往往牵涉到公众利益,其身后事同样也影响甚大。

  总之,官员无论是何种原因自杀,有关部门都应该多问个为什么,不能匆忙之下盖棺论定,简单一句“精神抑郁”就让所有肮脏的秘密都随之灰飞烟灭,不再追究。这样,就会中了自杀官员背后“大鳄们”的奸计。有专家曾经呼吁,“贪官即便是自杀了也要追查到底,也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不能让其家人或同盟者钻法律的空子。”

  官员所涉经济问题是否属实,涉案款项一旦确定,必须追回来,不能让国家和纳税人蒙受损失;如果案子牵涉到其他人,也要逐一排查,绝不能让任何贪腐分子轻易蒙混过关。官员自杀不是调查终点,而应该是进一步深查细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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