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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疫苗来自私有制和国企改制

2018-07-25 11:19:36  来源:民族复兴网  作者: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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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前一个周末,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疫苗事件突然引爆舆论焦点:因内部员工举报,长生生物遭药监部门立案调查并收回药品GMP证书,责令停止生产狂犬疫苗。而这不过是掀开了黑幕的一角,很快长生生物又被爆出更大的丑闻:该公司2017年生产的25万支“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种疾病)经检验不符合规定,这25万支疫苗几乎已全部销往山东,库存仅剩186支。也就是说,有近25万支疫苗已被注入儿童的身体!一时间全国上下群情激奋。

  我则关注毒疫苗及毒疫苗事件怎么产生。

  类似的事在我国发生已不止一次。2016年年初在山东曾发生过极恶劣的一次,2007年似乎在山西也发生过一次,期间,安徽、广西似乎也发生过。毒疫苗之所以屡屡产生在于商家谋利,它们在生产环节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成本少了,利润就大了,经营者被誉为经营得法、业绩辉煌,遂拉动股票打着滚升值,形成光环市场,再反过来推高药价、拓宽销售渠道;至于这么做缺德与否以及给使用者造成多大损失等社会责任,在这个互害社会没有哪个傻瓜去真正重视,即便漏包,也不过象征性地罚点儿钱嘛,再说了,地方上由于财政吃紧政绩萎缩等因素,保护主义盛行,长生生物曾经漏包,长春的有关部门最多也不过才对它处罚344万元,小意思啦,毛毛雨啦,违法成本这么低,吸引力自然就大了。如此一来,深受残害的是老百姓,奸商成为唯一的获利者,在疫苗界,作乱者一家是康泰生物,另一家就是这次闯祸的长生生物!被社会追打这么多年,他们屡教不改呢!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毒疫苗事件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迈入新世纪的这十几年,在上个世纪没发生呢?其答案发人深省。清朝12年加上中华民国37年构成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总共49年,这49年由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理智信还起作用,由于制药业的科学技术极不发达,那时候没有疫苗业,也就谈不上疫苗造假,加之连年军阀混战、战乱频仍以及日本鬼子侵华等因素,老百姓保命要紧,谁还惦记着造假药呢?至于毛泽东时代的28年与华执政十年,那时候中国的制药业从弱到强、疫苗业从无到有,却也没发生毒疫苗事件,人们想都不敢想,这跟投毒没区别,根本就是图财害命嘛!能造了,人们之所以不造,一是因为那个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的道德水平相当高,全社会狠斗私字一闪念,没谁贪财;二是那时候的制药业包括疫苗业无一例外地是国营企业,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企业没利润指标,产品统购统销,厂长经理没经营压力,自然用不着造假。再之后这37年,大约有二十余年在中国有假货假药而没毒疫苗,也就是说,假货先有,假药后有,毒疫苗最后才有。假货的产生源自改开,而毒疫苗的出现源自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造,这是两个显著标志。不认清国企私有化路径,便不能解开毒疫苗之谜。

  总起来说,改开以承认人的私欲为前提,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已经为后来的国企私有化提供了适应其发生发展的土壤,但是社会阻力却出奇地大,上层与民间,基本上一致反对,尤其这么做违背党章宪法,故而审议通不过,也就执行不下去。再后来就不行了,反反复复地解放思想,找来几个冒牌经济学家忽悠,然后跑到清华骂了一通老头老太太,于是乎霸王硬上弓、越过人大、直接以下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始了蔚为大观的国企私有化改造,当时的说法叫“改制”,给出的理由是去债务、甩包袱、改变企业办社会的尴尬局面,于是乎三千万人齐下岗,被号召“从头再来”,数万家企业被经营者买断,只象征性地出点儿钱甚至索性不掏钱,打包白送,谓之“零价格转让”。就这样,靠亿万农民给予输血性支持、靠亿万工人自力更生、靠数十年打拼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先被改为国有,又被换了主人,它原来的主人被下岗,生不如死,问题是被换上的新主人无一例外地姓私,他们肯背负相应的社会责任吗?毒疫苗,长生生物,很能说明问题。

  长生生物就是这段国企改制黑历史的典型写照:该公司本来是原卫生部直属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母公司是“长春高新”,一家由职工参与发起的纯国企。根据2003年的年报,手握甲肝、狂犬病疫苗等印钞机的长生生物,年利润率高达1888.3万元,乃是长春高新旗下业绩最好、人均产值最高的公司。而母公司选择将现金母牛宰了卖钱,高俊芳就地砸坑属监守自盗,这么做一是自毁长城,二是损公肥私,更何况每股售价仅2.4元,远低于市场报价。而完成对长生生物私有化的人正是高俊芳,当时是这家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长生生物被私有化后便成了一家私有企业,更变成了一个家族企业,高俊芳的儿子张洺豪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丈夫张友奎任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其他重要岗位,也全部由高俊芳的亲属控制。

  国企就是这么倒台的,国有资产就是这么流失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三千万下岗工人,受害者其次是国家,再次是全国人民,咱把国企拿给你保管、经营,你却把它给卖了,卖的钱让你不打招呼就给花了,天理何在!郎咸平举例说这就像请来保姆,保姆做饭很好,把家里收拾得很调理、很干净,她却把主人赶出去,硬说房子和家具全都是她的,因为她干活干得好,这个家自然就归她所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在国企改制中扮演保姆角色的是经理人,他们是致力于“化公为私”的国企高管,高俊芳,就是典型代表,这些人如果有良心去承担本该由原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老母猪都能上树!另一波受益者乃是为高俊芳们提供保护伞的官员,仇和、王珉、陈卖光,它们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人如果肯为人民服务,煮熟的鸭子都能飞!对高俊芳来说,他们能去买那些提不起来的豆腐渣企业?别傻了,金钱一送,啥都能动;裤带一松,咋干都中。这年头谁不知道啊!问题是高俊芳老早就拿走了长生生物,她也没马上制造假疫苗啊。的确,很对,做坏事都有个试探过程,她做了,才被处罚一点点,胆量就大了起来。

  我说过无视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放任混蛋驱逐自己。这里边有监管部门渎职责任,也有工人阶级的失职责任。对下岗工人,他们过得很苦,我不想过分指责,但他们的确没像通钢那样,拿起武器,捍卫自己。郎咸平早就说过:国企改制的过程,就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以前国企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之后两不兼容,政策的配套、企业的观念、管理和制度跟不上的问题,更是一步步被人刨坑!但是被一大群所谓经济学家套上了体制大帽子,把国企说成天生具有原罪,就一股劲往里吐痰,恨不得全部私有化。企业改制后,确实与市场相配套,却与人民利益不兼容,咋办?

  当年国企改制,国企就像大家庭,单位基本包办了职工的生老病死,包袱尽管沉重,却并非过不下去,但三年一轮的“厂长负责制”严重削弱了技术创新积极性,“目标责任制”则层层捆绑,“拨改贷”使之显性化,加之乡镇企业挖墙脚拆台,当市场稍微波动,不难过才怪。但市场波动起伏很正常,呈波浪状态,一波动你就卖家产啊!

  国企改制,买断职工工龄后,包袱甩了,轻装上阵,搞得赢就往大里搞,搞不赢就就地砸坑盖房子,再不济还能卖地皮、种树,稳赚不赔。但是债务剥离后,剩下的优质资产却被以改制名义被个别人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些个别人十有八九是原经理人,极少数不是。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企业改制后姓私,他们真能为国为民办企业吗?现如今东北存在问题很多,东三省人口外流、经济滑坡、转型困难、声名狼藉,怎么搞的?不就是国企改制,杀掉了下蛋母鸡吗?

  上世纪末的下岗潮让人寒心。长生生物的毒疫苗让人齿冷。

  损了国家,亏了职工,肥了资本家,害了人民!

  长生生物,就是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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