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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民国错恋(2)——“四大家族”有多富?

2018-02-24 14:09:13  来源:唱红歌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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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错恋(2)——“四大家族”有多富?

  在美化民国的众多美文中,有一部分文章锁定在民国高官身上,蒋介石手上的高级将领们个个用兵如神,共产党的将领与其相比不过土包子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不想做过多评判,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了结:毛泽东三大战役就置蒋军队于绝境何来一流将帅?

  现在,有那么一批人,专门收集当年洋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说旧中国如何如何的美,说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最好,他们从不晒旧中国镜头下的悲惨世界。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蹂躏时刻,蒋介石竟为了讨欢宋美龄在南京造“项链梧桐景”,公知们说这是“懂浪漫”。夸蒋也就罢了,他们还不忘暗讽毛泽东一家土气。拿着民膏寻戏算浪漫?那慈禧还懂修圆明园呢!

  看民国是好是坏,须先看懂“四大家族”。大部分人只听说“四大家族”很富,但到底怎么个富法却知之甚少,我今天的重点就想说说“四大家族”,让大家认清他们的财富有多庞大,在国难家亡的时代,你也就不难理解其时普通人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金融领域

  1939年8月,蒋介石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改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将其变为蒋介石的最高金融集权组织,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由政府授权该会对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农四大行实行战时管理。这一转变,让四大家族成功实现了对民国金融的垄断地位,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大行占到超80%份额,比1936年高出21%。

  抗战胜利后,因为接收了日本侵略者原来的正金、住友、朝鲜等银行以及侵略者曾经掠夺的银行财富,四大家族的金融控制力得到进一步加强,1946年底,四大家族控制或间接控制的银行总数达2446家,占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1947年,《大公报》指出:国家的收缩和通胀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上,收购土产、票据兑现、大小放款、抬高或压平金价、收购农作物、供给外汇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均由四大家族包办。(摘自《近代中国经济史》第153页)

  至1948年,法币流通量已经为1937年的四十五万倍,上海、南京和汉口的物资批发价为1937年的600万倍,天津物价为1937年的750万倍,广州物价为1937年的455万倍,重庆物价为1937年的280万倍,此时的金融已经不能算是金融,金融只是国民党要人麻木苟延的败亡工具。(戴立庵,《文史资料汇编》第八辑,第93-102页)

  ●●●在商业领域

  四大家族的商业垄断在战前已经开启,但真正实现垄断还是战争期间和战后,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官式和商式。

  垄断组织有:1、1937年,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再设复兴、富华和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对蒋管物资进行统购统销;2、设立“资源委员会”,对各类矿产品进行统购统销;3、在国民党八全会上设立专卖制度,由四大家族的公司负责盐、糖、烟等买卖,后因反对强烈于1945年取消;4、1942年成立物资局,原由孔家主导的福生局挂靠于物资局,实现其对工农业商品的野蛮垄断。除此之外,战时以私人名义开设的公司还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和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贸公司、重庆国货公司和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等。以庆记纱号为例,它就统包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整个纱布市场。(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4—95页)

  抗战结束后,四大家族贸易网不断扩大,光在上海,宋家就有孚中公司、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孔家就有杨子建业公司和长江公司;宋美龄就拥有中美实业公司等。中美实业公司主要由宋美龄和美国人陈纳德合办,它的业务无所不包,总公司设在上海,各地都有分公司,在对外中,独占美国货物输华和中国货物输美。宋家的孚中公司独拥美国钢铁输华业务,即使在国民党禁止高价进口汽车和冰箱的情况下,该公司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口。(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768页)

  1931年之前,蒋介石把军火贸易基本上都交给何应钦办理。但到1932年,宋子文发现军火贸易回佣极其丰厚便开始眼红,建议蒋介石将此项业务交给财政部接洽,并列举省钱途径,蒋介石同意照办,宋取得军火采购权。没想到孔祥熙夺了财政部的权,李骏耀,李祥煌等军火老手全归孔调用,德、法、美、英、意的军火贸易全权由孔掌控。孔令侃的杨子公司就是承袭其父孔祥熙产业而成为军火贸易商,这种私相授受的勾当竟可以当着鲍利的面毫不避讳地告诉我。(孔祥熙原秘书谭光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59-64页)

  ●●●在工业方面

  抗战开始后,利用“军事委员会”改造“工矿调整委员会”,按照这个机构的规定,民营工业逐步向四大家族的资本集中。孔家的中国兴业公司,共设13家工厂,经营中心是钢铁;宋家控制的雍兴实业公司,下设18个工厂,颁布在陕甘两省,主业为纺织;陈家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矿业建设公司也是规模巨大。

  抗战结束后,华北的永利化学、久太精盐、启新洋灰和耀华玻璃四大工厂被四大家族控制。另外,日本企业被接收后,大部分也被四大家族参入官股,全国性企业有7家,地方性企业有8家。在交通方面,四大家族几乎全部垄断了铁路网、公路网、轮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民族资本占比极小。孔祥熙和宋子文本不和谐,但在联合夹击民生公司一事上是利益共通的,卢作孚通过投靠“政学系”才免于民生公司被彻底吞并,后来,孔、宋又唆使招商局挖脚民生公司,试图用釜底抽薪的手法拖垮民生公司。(摘自《北国春秋》第22-23页;《文史资料汇编》第183-194页

  ●●●在农业方面

  四大家族不直接经营农业,主要通过商业实现对农村的控制,棉花、茶叶、蚕丝和桐油皆由他们统购统销。另一方面,四大家族利用金融优势在农村从事高利贷业务。陈家设有华西垦殖公司,在云南一省就占地十万余亩;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垄断了赣土特产、竹木、食糖和纸张的贸易业务。(严介中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45-346页)

  ●●●在债务和外汇方面

  什么叫“发国难财”?发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伎俩之一。国民党政府主要靠借债度日,不但发内债还发外债。除了1937年公开发了一次“救国公债”(实际是逼捐)外,其余发债都是不公开发行。政府公债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进行抵压,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国家再用这种预约券作为发行准备,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这样,四大家族既在公债发行中发公债财,又在法币发行中发了一笔法币财。以美金和英镑为本位的公债有一部分是用来诈骗华侨钱财(以“支援抗战”为掩护)。抗战时期,四大家族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借到了不少外债,他们用这些借到的美元和英镑作为内债担保继续发行内债,既发外债财,又发内债财。而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欠了外债,而且又欠了内债。(《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9页)

  由于法币的急剧贬值,上海出现了法币与美元、英镑之间的黑市比价,市场混乱,英美帝国甚至可以自行挂牌买卖外汇。四大家族利用混乱之机大发横财,1946年1月下旬,陈家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的资格按20(法币):1(美元)的官价预购外汇119万美元,3月4日,官价外汇比提升到3000元,按黑市价,陈家的这一操作就获利354000万元,获利之后,又通过外汇政策换成黄金和美元存入美国银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62页。

  小结一下:“四大家族”在近二十年的统治史中,大约聚敛了200亿美元的资产财富,相当于民国时期两至三年的全国国民收入(摘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64页)

  可能有人对“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够容易理解,会习惯性拿今天的财富数字对比。我不妨再直观一点讲:1943年的1000万美元可以给国民党的6个军全部配置美式装备;1948年,宋子文从美国借1亿美元可以保证国民党政府1个月的金融稳定。

  历史是一个渐进与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悲剧不只是体现在中华民国时期,它是诸多民族悲剧的积累和继续。我们本不应该把矛头指向某一特殊时期,尤其是没有必要指向国难时期。但是,某些精英为了丑化新中国和丑化毛泽东,刻意要制造出一个“神奇美妙的中华民国”,那就不能不给予适当的回应了。

  我们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可持“立场高于一切”的极端心态,决不可昧着良心造谣生事。“四大家族模式”会是未来中国人的理想选择吗?

  我在公开与某些人进行论战的时候,都会注明资料出处,不象某些人的文章从不注明资料来源。非常欢迎大家对我的陈述提出批评指正,我会对我的文章负责。

  写于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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