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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雅访谈:心系工运焕青春

2018-01-21 10:09:30  来源:激流网  作者:激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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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严海蓉等

  受访者: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

  时间:2009年10月31日

  地点:韩西雅住所

  韩老现在已经87岁了,但精神很好,与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是浙江嘉兴人,就是当年开会的南湖边上,王店人。康熙时候,浙西词派的首领朱彝尊就是那儿的。抗日期间,我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当时党吸收新力量,我在17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入了党。一直到1949年,我在上海的白区工作了一共10年。我在解放前从事的一直是白区斗争,基本上没有离开上海。这10年里我一直在搞职工运动,我最开始是去当店员,因为那时还是小孩子,不太会做生意;当店员也是一个职业,可以打掩护,又可以赚生活费、交党费。我就在业余时间搞革命工作。一解放就把我分配到工会里边了。

  青年韩西雅

  解放前的工作,细致一点说,总而言之,事实教育人,阶级斗争教育人,存在决定意识。是历史使我们形成现在的意识的。小学三年级时,正赶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我的小学老师是一名青年人,当时小学教员、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日思想非常鲜明。“九·一八”后,蒋介石又来一个不抵抗,说攘外必先安内,他们就不同意了,当时共产党当然也不同意了。我也没法证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总之,他们在小学里搞了一个“展览会”,让学生通知家长来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记得当时有一块白布,上面画着穿和服的日本人手中用绳子提着两个中国人的头骨。老师写着“人家已经拿我们的脑袋做酒杯了,我们还不起来吗?!”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救亡的启蒙。后来我到嘉兴城里面上初中,上了一年,又赶上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我碰到一个老师,教地理的,后来再也找不到了,我怀疑他被杀掉了。那个初中的地理课本多容易啊,他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看课本,他在课上就讲苏联的事、讲社会主义如何好,小孩子就知道了,有一个苏联、有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有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杂志《大众生活》,邹韬奋办的,老师就教我们订一本看看,很便宜的,同学们几乎人手一本。《大众生活》还宣传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不好。“一·二九”运动从北京、上海传过来,闹到嘉兴已经尾巴上了,这位老师发动了二、三年级的同学去游行示威,学校绝对不允许,但是我们就去游行。由于当时全国普遍地爆发学生游行,所以当地政府也无法全部阻止。我从初中、小学得到了这个教育:苏联好、社会主义好,要抗日、要游行。我说这些不是想证明自己的什么聪明能干,是切实受到了影响。

  上了一年以后,1936年,因为家里没钱了,而且我读书也不好、身体不行,所以上完初一以后就没再上学了。当店员的父亲给我在嘉兴城里找了一个学徒的工作。1937年,碰上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日本人登陆了,抗战全面爆发。我那个老板的布店就被日本鬼子烧掉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我看到了这个过程,整个街都烧掉了,我们就逃到旁边,叫新塍。新四军从天目山下来,占了这个地方,日本鬼子只占领了铁路。他们知道以后,就来了,游击队打一打就走了。我那时赶快从后门逃出去,站在远远的几百米的山头上,看到日本人烧杀抢掠,1个小时以内那个地方全部都烧光了。我们回到嘉兴一看,前面的房子少掉了,后面的还剩下一点,老板就雇了船跑到上海的租界去了。公共租界是英美的势力占优势,华租界就是日本占优势。那时候日本占领所有领土,但由于没跟英美等国宣战,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是不去的。于是英美法租界等租界区成为上海内部的孤岛,很多中国人都逃难到这里。地下党利用那时租界还是自由的,开展了大量活动,因为英法美和日本人也有矛盾,英美法等国对租界内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租界进步力量发展很快。当然也是要秘密工作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地下活动,租界里主要是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团体在活动。

  早期共产党经过三次左倾错误,白区损失100%。中央到江西后召开遵义会议,逐步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教训,刘少奇提出一个《白区工作提纲》,反对冒险主义、要积蓄力量,明确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1】,后来毛主席概括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1936年以后,这一方针贯彻到上海,党组织派刘晓恢复地下党,找到冯雪峰等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活动,如夏衍等人公开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到1938年,上海有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国会、益友社等外围组织,并建立起几个工作系统,包括职员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学生委员会、海员委员会、贸易公司等等。工委组织互助会,通过拜兄弟、拜姐妹广泛团结工人,互帮互助;学委主要在大学里开展工作;教委主要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工作;妇女委员会、职员委员会都在相应范围内开展工作,职员委员会下还建立了店员委员会,银行、保险公司、贸易行、轮船公司、海关等行业里,凡是白领都按行业组织起来,成立绸布社、保险联合会等。租界里面没人管,成立公开团体不用登记,有间小房子就可以开始干活。地下党广泛开展工人工作,在租界附近开夜校,发动工人学习认字。也有党员到工厂旁边卖报,还有去工厂当工人的,找一些小职员出身的党员去做工人,到工厂里开展文化活动,组织互助会等。互助会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帮助,每月一人拿1块,10个人一起,2个月就有20块。这笔钱很有用,谁遇到困难或其他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借用这笔钱。通过组织互助会,工人之间就可以团结起来,互相关心生活,生病帮忙请假等。

  韩西雅同志

  38年我先跟老板去租界,做棉布批发店的店员。租界里工厂都能开工,从海外进口棉花、汽油,太平洋战争以前都可以正常生产。店员都有点文化,尽管一般读不到小学毕业,但读书、写字都没问题。地下党很注意在店员中开展工作。那时候我的一个店员老乡已经是地下党了,有天晚上他来找我出去玩,我们店员晚上都没事干,他把我带到一个绸布社,里面有店员唱歌、演话剧等活动,还办有图书馆,我一下子就很有兴趣。当时地下党工作作风很好,广泛联系群众,我比较喜欢看书,我的老乡就把我交给办图书馆的负责人。这个人也是地下党,他看我愿意读书,就主动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后来他要去根据地,就把图书馆的工作交给我。到40年7月,发展我入党,当时我的介绍人不讲是共产党,只是说有一个革命团体,是抗日的,愿不愿意参加,我跟他们接触有一段时间,当然很愿意,就拿张纸写了简历。此后就把我介绍给另外一名同志,半年后我转正,这名同志才告诉我是加入共产党,拿红纸画上镰刀斧头,我宣誓之后马上销毁。地下工作片纸不能留,保密要求很高。当时我已经看过《西行漫记》,也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的著作,思想上有准备,所以毫不犹豫加入了共产党。地下党的工作没有电视里面演的那样光献,天天去参加酒会、应酬,地下党不主动参加交际活动,需要参加交际的党员很少,大部分党员都是默默无闻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

  1941年爆发太平洋战争,日美宣战后,日本进入租界区,抓英国人,我们在绸布社的活动就停止了。换了一个地方组织益友社。当时工人要求学文化,我们就组织公开的、合法的社团。益友社就是一个合法的社团,主要是以店员为对象,不是一个行业内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团体,利用合法的上层关系,搞得比较好。当时赵朴初就出面担任益友社的理事长,还请了关徊老、闻兰老、袁履老等几位年长、德高望重的社会名人担任理事。赵朴初其实是地下党员,长期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他去世时也未公布身份。赵朴初成立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收留很多逃难的小孩子。益友社就请赵朴初做头面人物,把上海的绅士争取过来,把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抗日的争取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针对店员有病看不起的情况,我们用业余时间建立一个医务室,争取了一些医院医生、护士参加益友社,帮助店员看病;还购买了一些必备药品,开便宜的小药房;开理发室,图书馆——图书馆的作用非常大。我在绸布社时叫韩振雅,到益友社后,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必须要改名字。我就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名字,韩西雅,有两个考虑,一是在绸布社那边的朋友找过来,电话里说找韩振亚,别人也会让我去接,含混一下就过去了,二是当时把苏联翻译为“路西亚”,我向往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起名西雅。益友社没什么经费,做统战的工作,争取资产阶级给我们捐一点钱。我们都是业余为大家服务,晚上下班以后,当时店里资本家的管理也不很严格,下班后我自己溜出去,他也不会管。工人领了一个借书证,借书就不要钱。文化不够的,办一个夜校,向小学借教室、出点房租,由我们的同志去当教员,收很少的学费。好多人是去借书看,消遣的书籍。当时黄色的书也不少,和现在一样。坏书我们就不放了。图书馆的作用很大,到44年来看书的人很多,借现代的、古典的书籍都有。店员行业很广泛,办了借书证后,很多人经常来帮忙,慢慢的就成为骨干。我们党员在其中不暴露,做工作也讲究循序渐进。有人开始的时候来找会计学的书、来看武侠小说,跟我们熟悉以后,我就给他推荐《家》《春》《秋》,然后给他看苏联小说《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然后看《毁灭》,再看艾思奇《大众哲学》,然后跟他聊聊天,问问有什么感想,谈得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启发思想,最后推荐《西行漫记》。这些书很能改变人的思想,巴金的《家》《春》《秋》影响很大,讲民主思想,巴金就是这一套嘛。还有《子夜》,工人看到这里,思想就要发生变化、产生新思想。曹禺的《日出》、《雷雨》,夏衍的剧本,都是向民众灌输民主、平等思想的。再就是鲁迅的《彷徨》、《狂人日记》,旧俄的文学作品也放上去,托尔斯泰的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了多少人!到这地方了,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下就把工人的思想变了,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了、懂得矛盾论了!几天来一次,我们就和这个工人交朋友了,去单位看看他,一起谈谈。看了《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就可以讲延安、讲毛主席了,这就差不多了。从中发展了好多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鼓励店员开展斗争。也别是年轻人,受剥削压迫,物价涨、工资又低,晚上上夜校也不自由,我们就叫他们组织起来跟老板提提看,实际上就是发动他们斗争了。当时一个织布厂,有一批20多岁的练习生,练习生是工厂培养做车间管理人员的,他们因为受了这方面的影响,我当时去他们那边很受欢迎,他们七嘴八舌问这问那,他们说工资很低、饭菜不好,我就说“你们可以提要几条要求,改善伙食、提高工资,看老板答不答应嘛!”要求不能一下子提太高,不然老板根本不会答应。他们集体向老板提要求:改善伙食、夜里允许外出和加薪等。起初老板不答应。地下党有自己的报纸,我们不是以共产党的面目,而是以独立报社身份办的上海的《文汇报》和《联合日报》。说上海的群众运动起来了,让我写一篇短短的报道、写工人的要求,我就把织布厂的事情发到《联合日报》上了。这下资本家害怕了,影响他的名誉,他就松动了,答应了练习生的部分要求,伙食变好一些了,晚上练习生也可以出来到益友社读书了,但有的要求还是不接受。我们就劝工人见好就收,积小胜为大胜,暂时接受这一成果,太大会受打击。这样一下子在该厂就发展了几个党员,并建立起党的支部。

  1973年,韩西雅访日期间与日本工人合影

  中国的工会在大革命以前就有了,连酱油行业都有了工会。抗战时酱油业工会下面主要是一些手工业作坊,每家几十人,不超过一百人,一般是前面开酱油店,后面有作坊。“四·一二”政变之后,工会落到国民党手中。1943年的上海工会实际上被汪精卫的人把持着,虽然负责人是群众选的,国民党员当理事长。由于物价上涨得不行,有同志就去做工作。当时的工资,也不能要求太多,所以上海的工人要求老板每个月付给一石米的工资(石米运动【2】),一石米,就是老秤的160斤。工人向老板要求了,但是工会不行、代表不了工人的利益。由我们的人带头谈判,谈来谈去,到后来要求降到一石米以下,老板也就接受了提工资,谈判获得了胜利。工人很高兴,工会也就改选了——代表们将汪伪国民党的理事长选下去,把带头谈判的我们的人、一个会计选为理事长了!这样这个工会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收会费也就有了经费。当时都是群众,没有党员,组织上就把我派过去,让这个新的理事长出面,说工会要一个做记录的书记员。43年去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又被派到铁路行去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又回去。有了这个阵地就可以做很多工作。工会办起学校,发动更多的群众起来,同时党也在工会中发展党员。

  那时地下党员都知道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白区不是去作战的,是要发展起来影响群众。当时我们搞的运动规模很大,有时把国民党闹得很厉害。但是在城市中,并不是用这来推翻国民党的。我们在城市里培养发展的一些骨干力量就输送到解放区、根据地里去了。当时大学生真正参加革命的不多,因为大学生多数是有钱人的子女,所以不革命的是多数。但是店员属于半无产者,而且多数读过一点书,略懂文化,这里边产生了大批的干部,送到根据地区学习;全国解放以后,就输送到全国各地区。我作为老共产党员,说这个是很痛苦的。很多是当年上海的地下党员…我经历过三次周围的同志被抓走。其中有一次我恰好是出门去了,他们扑了个空,没有抓到我,还以为是自己内部泄露了消息。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我身边的人,一个保释,两个经过和李宗仁的谈判放出来。一个受过老虎凳、很痛苦,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合法斗争搞得好,敌人的漏洞也是很多的。

  上海是49年5月份解放的。部队大包围上来,渡江一下子从南边插过来,整个就解放了。我一开始担任店员工会的副主席,因为主席同时又是上海总工会私企部部长,所以实际上他不管,我负责实际工作,一直到54年。我又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65年全总调我来北京。在上海的时候,我负责工会的国际活动。当时政府的外交是很少的,尼克松来之前,民间外交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工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联系外国的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嘛!65年我到了全总的国际部。

  66年文 革,如果不调出来冲击就会大很多。我是中层干部,是当权派,不是走资派;我又是新来的,所以成了逍遥派。后来地下党审查,我也还好。后来就到五七干校去了。我父亲也是个店员,是半无产阶级。总体文革对我的冲击不大。我是副部长,也“比较干净”。69年到河南,3年在信阳地区种水稻,就是那个饿死过很多人的地方,当地县委书记被枪毙了。那时全总也砸烂了、封门了,但外国工会不相干,还要来找我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周恩来同志就和耿飚同志讲,“外国的友人来找团中央……”,要他管管,恢复三大组织(工会、妇联、共青团)【3】。耿飚同志就让我带了一批人,72年又到了中央联络部,于是,我在1973年又回到全国总工会的国际部工作。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韩西雅同志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之一)。全总的工作我是到85年退下来了。

  我算是“从地下到地上,从国内到国际”,但我只搞了一个事,就是工人运动。

  2006年,位于上海市原棉纺二厂旧址内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被开发商拆毁,韩西雅愤而作五绝《海上刮逆风》:百乐门重起,推倒顾正红。谋财捞国土,竟向祖宗攻。2008年,上海市顾正红纪念馆重新开馆。图为韩西雅与夫人在重建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前

  现在你们同志又来问这个问题。现在的工人阶级,生产资料与他无关了,分配他也无权了,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应该解放,怎么样去做好工人阶级的思想工作?从《××××》(书名不清)起,是不容易的。这本书呢,主要说的是工人阶级从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又变成雇佣奴隶,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由于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工人运动怎么搞?当年面对的是“三座大山”,无产阶级就是要求解放。现在,工人阶级从奴隶变主人变过了,现在又变成奴隶了、又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了。你们的课题,要研究将来无产阶级怎样获得解放。起义反抗,梁山是逼上的、大多数人才会拼命的。把人提高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

  发展经济是好的,但重新发展资本主义?那是完全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这个革命力量生长的规律性,我认为我是看见了,既然有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总是会起来造反的。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史实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你们看什么《大国崛起》啊,又是一个《河殇》了。复兴,康乾盛世如果是兴的,那怎么英国帝国主义的大炮一打就稀里哗啦了?这是封建时代的兴!所以说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是拉着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口号!

  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有工人运动。在最早的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刚在中国发展的时候,在江宁织造,就有“叫息”这种罢工运动。所以毛主席说了,“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来以后,无产阶级就产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这期间,还没有共产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说这是很具体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自发运动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海员工人大罢工、二七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波澜壮阔!工人运动的世界啊!工人阶级自己搞的,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多少。没有20年代工人运动的这个背景,山顶上打游击也不可能那么顺利。这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要求他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捆绑在企业之中、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自身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他们的信息很少,文化也要低。有几个像你们一样有电脑、天天看新闻?革命的知识分子很重要。陈独秀是犯错误了,但他在上海去了多少工厂啊!毛主席打了雨伞、穿了长袍跑到安源去了,刘少奇、李立三也到安源去了。知识分子脱掉了长袍、和工人滚到一起了。但他们是带着马列主义思想去的,推动革命的第一步啊,太重要了!

  列宁讲过,工人自发地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工人的阶级意识需要外界的灌输。第一国际与工团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马克思提出工会要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工会的本质。这是讲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外部灌输”这是列宁讲的。知识分子在教育工人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他们高尚、朴实的精神世界,知识分子不和他们滚在一起就不具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知识分子有一个历史的改造过程;对同学们来讲,也是有这一个过程。第一关,推动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全心全意地与工人相互帮助相互学习。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真正起决定性斗争的、打这个战役的,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了。凡是世界观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是可以达到和他们一样的,但他们的本质是没有退路,这次通钢事件,就是这样,他们不怕!

  但知识分子真正要走这条路,是很艰苦的。必须首先是一个好学生,你读书不认真读、考试不及格,同学看不起你。我们对革命的大学生要求“勤学、敬业、广交友”,学习很好的,你这样才有威信;正派人,你不抽烟、不喝酒,品德高尚,你才有威信;然后才去交朋友。第一关,把当大学生做好;然后第二步,先做同学的工作,把同学团结好了,才说是到工人里边去。要走这个路很艰苦,然后要挤时间,在加班加点之余、还要再挤出自己的时间。如果毕业了到车间里边,成个管理员,那是最好不过。知识分子中,最无产阶级化的还是在大工业区里。他们和搞文的、飘飘荡荡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或者你可以办个夜校、开个小书店,到工厂门口办个报摊……姚臻办的《时代日报》【4】就在工厂门口,我们就是这样和工人接触的。有许多办法,但是都很艰苦——这不是一天啊!一年两年的做下去,不知会有多少天!现在历史条件很不一样了,我这些话也是仅供参考的。要善于在实践当中吃一堑长一智。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第67页。

  【2】参考北平电信局职工“六八斗”斗争: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下令调整电信职工待遇,重新规定:员,30岁以上一石,25岁至30岁8斗,25岁以下6斗;佐、差一律6斗。广大职工尤其是占职工总数70%的青年职工收入大大减少,引起了强烈不满。中共电信局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北平工委的领导下,决定以争取合理待遇,要求一石米贴为口号,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4月24日,歌咏团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提议发起电讯职工为要求合理待遇的签名运动,他们分别在各分局发动群众,召开领6斗米贴职工的积极分子会,商讨斗争步骤,起草《宣言》,确定签名方法。4月28日,召开了有103位代表出席的“争取合理待遇职工代表大会”,推选出以地下党员为主的主席团,会上决议:无论员、佐、差、役一律增加或恢复一石米贴;通电全国,发表声明。同时,迫使伪工会表示支持,使斗争走向公开、合法化。5月初,响应反对“米贴”新规定签名运动的职工达1200多人。斗争迫使局方答应:佐也改为按年龄计算“米贴”,其他办法仍旧。这次斗争,虽然经济上未取得完全胜利,但揭露了敌人,锻炼了组织,扩大了民主力量。

  【3】 196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封存全总金库,停止全总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活动。随之,各地工会也被造反派组织的工代会代替。197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健全工会的通知,先后恢复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工会组织和活动。

  【4】 苏联在上海办《时代日报》,姚臻是“军事述评” 的专栏作者,笔名“秦上校”。姚臻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激流网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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