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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雅:毛主席的指示都贯彻不下去——建国后工会系统的两次批判

2018-01-20 17:03:25  来源:乌有之乡网  作者:韩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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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同行政管理部门有区别。工会是群众组织,主要目的是发动组织工人、组织劳动竞赛等。建国时我国工会是按照列宁所说的“三座学校”职能建设的,一是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建设和改革,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二是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企业、事业和机关的民主管理;三是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建国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到底要依靠谁,毛主席说的很明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并批判了依靠贫雇农、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等错误观点。建国后学习苏联,也搞一长制,毛主席明确反对,毛主席要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任务,不能脱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成为“厂方的附属品”,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 ”。8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转发邓子恢的这一报告。刘少奇在批语中说:“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邓子恢的“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会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但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高岗认为“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1951年4月,针对邓子恢的文章,高岗组织有关人员写了一篇题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该文针锋相对地对邓文提出了批评,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的“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刘少奇还专门做了笔记,赞同民主管理,但这一笔记在改革开放后才发表,后来编入刘少奇文选。在企业管理上,总体讲,刘少奇的观点是矛盾的。刘本人是从白区工人运动干起来的,对于工会开展民主管理、保护工人利益还是赞同的;同时,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削有功等问题上,又是右倾的,与毛不一致。

  工会有自己的观点,要求实行民主管理。从中央来说,毛主席是要求民主管理的,但毛主席的指示不具体,国务院不赞同工会的很多活动,毛主席的指示不能顺利贯彻下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思想,从邓力群编写的《毛批》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李立三跟毛主席反映,工会有官僚主义,也脱离群众,毛主席说对,要讨论工会问题。原定于七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讨论工会问题,毛主席还让全总做准备,让李立三着手做准备。50~51年时候,事情比较多,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繁忙,中间又出现高岗问题,于是四中全会一拖再拖,最后在54年召开四中全会时,主题也变为解决高饶反党集团问题。此后工会的问题又是一推好几年,国务院对工会指出的存在官僚主义、工会需要保护工人利益等问题,没有再讨论过。

  建国后国企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工会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集中体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事组织工会,实施工会法。当时上海来的地下党中,工人很多,所以一建国,上海工人马上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但全国不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工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地方都是强行推下去的。当时去管理工厂的,很多都是军队派军代表进工厂当厂长、党委书记。这些同志习惯在军队里面的作风,习惯下命令,因此在工厂里也想搞军事化管理,别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办,所以官僚主义问题很严重。第二件事是实施劳动保险。李立三推动这件事,工作效率很高。195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951年2月由政务院颁布实施。李立三大力贯彻执行,对每一个工人都建立账户,落实劳动保险。这对地方党委、企业等工作有一定影响,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身份登记工作,建立账户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地方党委、行政部门反映工会“干扰主要工作”。因此,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国务院派李富春、刘澜涛批判李立三,扣了三顶帽子: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随后,调山西省委赖若愚来做全总主席,李立三调到劳动部。赖若愚很讲究群众路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对工会的观点跟李立三是一致的。赖若愚很年轻,当时正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国营企业大发展,赖若愚搞了一系列调研报告、文章。赖若愚明确讲,国营企业比私营企业都不如。三反五反运动时,私营企业有劳资协商会议,资本家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三权,工会有监督权,所有加工订货等工作必须由工会进行监督,形成“三角两边”关系。“三角”即政府、企业、工会,政府和工会实际上是一边的,所以又成“两边”。以荣毅仁为例,纱厂不能到其他地方卖纱布,必须向国家的纱布公司出售,跟国家签订合同,并经过企业里工会监督商品质量、价格。所以资本家都说“我的三权还不如工会的一权”。但国营企业不同,好多国企中解放前没有党组织,都是军队派军代表进去后发展党员的,南方新区党员更少,所以更倾向于采取行政手段。建国后工会很快建立起来,按照全国-省-市-厂的组织体系,工厂必须发展会员,整体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工厂中除资本家、少数有罪行的人外,工人都必须参加工会。因此工会很容易听到工人反映问题,包括劳动生产、安全、卫生等诸方面问题很多。所以国企工会没有发言权的问题很快反映上来。

  在八大上,赖若愚代表全总发言,谈到行政和工会差别。讲工会、行政根本立场一致,具体工作不一致。行政上要加强管理,把工人生产搞好,也要关心工人生活、教育;工会首先要了解工人需要,从工人身体健康、劳动安全、家庭、工资等方面出发,教育工人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搞好生产。赖若愚的发言在今天看仍然是正确的,工会必须先要保护工人。哪像今天的工会,只知道跟工人收会费,然后讲讲和谐就完了。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不听赖若愚的意见,赖若愚坚决顶下来。57年发生匈牙利事件,国内也有工人闹事,要求把抗美援朝期间的捐款重新分给工人。这件事如果经过说服教育是可以解决的,但工会要站在工人立场上去说服教育,解释这个要求是对的,但经过公私合营后应将其变为企业积累。但行政管理者不这样看,反对工会的观点。当时赖若愚带全总的人去上海,与柯庆施等人发生争论,工会支持工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闹事也许有错,但有事才闹,上海市不认同。所以工会和行政各方面的矛盾,都积累下来。赖若愚48岁因肝癌去世,追悼会刚开完,马上开批判会,声势很厉害,要批工会干部的作风,工会干部“连领导的话也不听”。开了几个月,讲工会犯了经济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并传达到全国,工会从此一蹶不振。反右以后,在全总抓右倾分子,打了不少右派。刘明义、李积柏(音,实际名字需要校对)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赖若愚老早就该批判了,谁的话也不听。刘少奇没有对这件事表明态度,但其后提出共产党员要当驯服工具,所以行政方面马上对工会干部批判,说工会干部要当驯服工具,当小毛驴,西北温顺的小毛驴。

  总体上讲,建国后工会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好几十个产业工会,部门也很多,跟国务院对口,出现什么事故,都要独立核查。建国之初,都要给工会最好的房屋和办公场所,北京给总工会安排在新华门前的三层楼里,原国民党参议会所在地,这是除中南海以外最好的建筑。进城以后,工会所到之处,都给最好的办公场所。在57年批判赖若愚以后,不仅干部受批判,各地工会的房子也都退给了行政部门。这场批判给工会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走到今天工会比西方的工会还不如。文革中胡乔木讲,工会不如西方的黄色工会,西方黄色工会还要到工人中拉选票,还必须给工人做点实际工作,但中国工会没有,只是说要遵从党的绝对领导。胡乔木很明确的指出过,现在的问题是工会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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